在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，既有以文章辞赋取士的文举，也有以武艺见长的武举。文人通过舞文弄墨求取功名，武夫则凭借舞枪弄棒展示技艺，各自都有机会通过考试步入仕途。两者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，但在制度上都属于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。所谓“武举”，又称“武科”，正是专门为了选拔武职官员而设立的科举考试。
武举制度最早起源于唐代。武则天在长安二年（公元702年）设立武举，自此开始每年举行一次，由兵部负责主持。考试合格者便会被授予相应的武职。唐代的武举内容多与实战相关，考试科目包括骑射（马射）、步射、平射、马枪，以及负重、摔跤等。这些科目全面考察了考生的体能、力量与战场技艺，堪称对军中实用技能的直接选拔。
进入宋代以后，武举制度逐渐走向完善，并被正式纳入科举体系之中，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程序。考试分为外场与内场，外场主要考察骑射、步射等武艺，内场则要求考生研读兵书、作策论，体现文武兼修的理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宋代以前，并没有“武状元”的称谓。直到宋神宗时期，福建人薛奕才成为第一位武状元，但他后来在与西夏的战役中战死沙场，结局颇为壮烈。
元代时期，武举一度被废除，但在明清两代又重新兴盛起来。尤其是清代，武举制度达到了顶峰。明朝时期，武举的内容有所调整，先考谋略、再试武艺，如果笔试策论不过关，则没有资格继续参加武试。不过，明代的武职多由世袭或军功出身者担任，武举在实际选官中更多是补充形式。到了清代，武举的程序与文举几乎完全一致，也分为童试、乡试、会试和殿试四个等级，逐级选拔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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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的童试一般在县、府进行，考中者称为“武秀才”。童试的报名条件相当严格，必须由教习官开具具结，并承担考生作弊的责任。此外，还规定在职官员子弟必须回避，以防徇私。乡试则在省城举行，每三年一次，分正科与恩科两类。考试分三场，前两场为“外场”，考弓马技艺与膂力，第三场为“内场”，考策论或兵书知识。外场的项目极具挑战，例如骑射要求骑马驰骋三趟共射九箭，至少中三箭才算合格；步射则要求九箭中三。除此之外，还设有考察膂力的“技勇”项目，如拉硬弓、舞大刀、举石硕。弓有十二力、十力、八力等不同等级，刀则分为八十斤至一百二十斤不等，石硕重量最高达三百斤以上。考生必须在弓、刀、石三项中至少两项达到较高标准，否则无缘进入内场。
所谓“内场”，本质上是文化考试。最初考策论，要求作答兵略、写议论文。但到了清嘉庆年间，考虑到多数武人文笔欠佳，便改为默写《武经七书》中的片段，字数不多，只是形式上的要求。这一改变也反映出武举社会地位逐渐下降，武人愈发被文人视为粗鄙不文。
乡试之后，次年在京城举行会试，科目与乡试相同，考中者称为“武进士”。随后十日内举行殿试，由兵部拟定日期，奏请皇帝批准。殿试将考生分为三甲：一甲为前三名，分别是武状元、武榜眼和武探花，世称“鼎甲”。武状元授参将（正三品），武榜眼授游击（从三品），武探花授都司（正四品）。二甲十余人，授守备（正五品）；三甲则为同武进士出身，授武守备。虽然同为进士，但一、二、三甲的待遇和荣誉相差悬殊，状元自然是最受瞩目的焦点。殿试唱名时，武状元不仅会获赐盔甲，还会由巡捕营护送归第，场面极为风光。随后在兵部举办盛大的“会试宴”，再赐予武状元腰刀、盔甲，并赏赐其他进士银两。登第后三天内，状元还可以披红挂彩上街，成为全城瞩目的英雄人物，可谓意气风发，荣耀无比。
这一整套武举制度，不仅反映了古代国家对军事人才的重视，也体现了文武并举的科举传统。虽然后世对武举评价不一，但它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具有特殊意义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